在甲辰夏日的蝉鸣声中，王铜起先生为赣榆董氏六修宗谱所作的序言，宛如一轴徐徐展开的丹青长卷，将千年宗族文脉与当代人文思考熔铸其中。作为地方文化名人，先生以七十余载的人生积淀与三十余年的文脉深耕，在这篇序文中构建起一座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既展现出深厚的学养功底，又彰显着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

       一、文史经纬间的学术品格

       序文开篇即以谦逊之姿，将受邀撰序的忐忑心境娓娓道来。这种“褐芒未解”的谦辞背后，实则是作者对谱牒文化的敬畏之心。当目光投向董氏宗族史时，文字陡然生色，从春秋董狐直笔到三国董奉杏林，从五代董源水墨到明代董氏清官，行文如串珠缀玉，将散落史海的董氏星辰重缀银河。这种信手拈来的文史征引，正是源于作者主编《赣榆诗词集萃》时对地方文献的深耕细作。特别是对董氏诗人四百余首谱载诗作的考证，既印证了“谱补史阙”的学术判断，更使序文具有了文献学的考据价值。

       在论述宗谱功能时，作者跳脱出常见的伦理教化框架，独辟蹊径地构建起“三大支柱”理论体系。将宗谱与国史、方志并举，这种学术视野显然得益于其担任政协文史委主任时对地方文化体系的系统研究。而引用梁启超谱牒研究论断，列举遗传学、文化地理学等多学科视角，则显示出作者对现代学术前沿的敏锐把握。这种传统考据与现代学术的对话，恰似董源笔下的披麻皴法，既有传统笔墨的筋骨，又具现代构成的肌理。

       二、春秋笔法中的精神守望

       面对谱牒编纂常见的攀附隐恶之弊，序文以“镜明且峻直”五字作评，可谓力透纸背。作者特别拈出董谱“效仲尼删书”“法季子挂剑”的编纂原则，通过悖伦者涂名的具体案例，在古今谱牒的对比中彰显出董氏宗谱的典范意义。这种臧否分明的态度，与其在《徐福外传》创作中坚持的“史料为骨，文学为翼”原则一脉相承，展现出文化守门人的精神坚守。

       文中“司马著史之冷峻，板桥画竹之斫削”的比喻，既是对董氏宗谱编纂风格的精准概括，也暗含着作者自身的审美追求。这种追求在其散文创作中早有体现，《河西道中》的质朴笔触，《读书三题》的思辨锋芒，都在序文中升华为一种文化评判的尺度。当谈及谱牒应“述善警后”时，我们分明看到了一个文化工作者对“文以载道”传统的当代诠释。

       三、薪火相传里的文化担当

       作为县域文化建设的亲历者，王铜起先生在序文中构建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谱系，更是地域文化的基因图谱。从政府秘书到文化局局长，从文联主席到作协名誉主席，多重身份的转换积淀为独特的叙事视角。文中对董氏诗人群体的发掘，对“清白世家”文化符号的阐释，都可视为其主编《今古名人与赣榆》工作的方法延续。这种将家族叙事融入地域文化版图的努力，使序文超越了寻常谱序的范畴，成为观察地域文明传承的微观标本。

       在数字化浪潮冲击传统文化的今天，这篇序言恰似一剂文化定心丸。作者以“食德服畴，箕裘相继”的期许，将宗谱编纂上升为文明接力的文化行为。这种思考与其在《新白雪遗音》整理中表现出的非遗保护意识形成呼应，共同构建起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实践路径。当我们在序文中读到“谱林之式”的论断时，感受到的不仅是学者对往昔的梳理，更是文化行者对来路的眺望。

       这篇千字序文，以方寸之地纳须弥之境，在谱牒文化的阐释中完成了对中华文脉的深情告白。王铜起先生以学者的严谨、文人的情怀、史家的眼光，在董氏宗谱的锦缎上，绣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纹样。当我们在字里行间触摸到那些跳动的文化基因时，或许更能理解作者在文末“续貂”谦辞背后的文化自信——这既是董氏宗族的传承密码，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作者简介：莫延安，男，1970年6月生。思想政治工作副研究员，三级作家，连云港市赣榆区作家协会主席。文学习作见诸《诗刊》《延河》《扬子江诗刊》《青春》《绿风》《漓江》《当代小说》《佛山文艺》《三角洲》等文学刊物和《中国文化报》《大公报》等报纸副刊，合著出版《诗文荟萃》。

       散文获首届“金阳杯”全国精短文学作品征文大赛优秀作品奖、连云港市年度优秀文学奖等多个奖项，组诗蝉联赣榆县首届、第二届文学艺术奖（政府奖），散文、组诗入选《江苏新诗年选》《文学连云港七十年》《连云港文学五十年》《连云港新时期文学10年精品选》、中考热点作家美文精粹《山就这么高》，入编新海高级中学、赣榆高级中学、城头高级中学校本教材。